大同寺舍利塔遗址位于山西省榆社县城东南隅，相传是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役使鬼神在世界各地所建的佛塔之—。它和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舍利塔在中国文化史和佛教史上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样并列于中国21座阿育王塔之中。近年来，随着法门寺佛教密宗佛舍利供养曼荼罗及其文化研究的升温，世界文化界人士又逐渐把目光转向了榆社县大同寺舍利塔。他们在研究，为什么国内珍稀的佛舍利塔会出现在榆社县?榆社塔中有佛舍利吗?塔下有珍宝吗?这—切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佛舍利与大同寺之缘起
　　大同寺文化的核心就是佛舍利，它是以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瘗埋为主要特征而闻名于世。舍利，在梵语中是指僧人火葬后，遗留下来的一种固体物，佛家认为，只有虔诚向佛，修行得法的人才会有舍利。据佛典《涅盘经》记载：释迦牟尼入天后，弟子们焚化了他的遗体，并将他的真身舍利收殓保存，在王舍城建塔供养。当时，佛祖的舍利成为佛教信众顶礼膜拜的佛教圣物。后来，古印度八个国家的国王将佛舍利平分，各带回本国建塔安奉。佛史称为“八王分舍利”、“八王起八塔”。
　　大约在佛祖入天三百年后，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阿育工即位，他不仅定佛教为国教，还将佛教向世界各国传播。相传，阿育王取各处所藏的佛舍利，役使鬼神在佛教所及之地建造了八万四千舍利塔。这—传说明显有夸张神化之嫌，但在1896年，欧洲人柏佩和印度人史密斯在印度境内确实发掘出当时安奉佛骨舍利的石函，珍藏舍利的蜡石壶盖上有阿育王时代的刻文：“藏薄伽焚佛陀遗骨之比圣龛，乃属于释迦族即大圣之兄弟姐妹，其儿子妻室等之所有。”这一考古发现证实了佛典所载阿育王建造佛舍利塔的真实性。
　　据唐代佛教文献《法苑珠琳》记载，阿育王塔在中国共有21座(一说为19座)。即西晋会稽 县塔、东晋金陵长干塔、石赵青州东城塔、姚秦河东蒲坂塔、周岐州岐山南塔、周瓜州城东古塔、周沙州城内大乘寺塔、周洛州故都西塔、周凉州姑臧故塔、周甘州删丹故塔、周晋州霍山南塔、齐代州城东古塔、隋益州福感寺塔、隋益州晋源县塔、隋郑州超化寺塔、隋怀州妙乐寺塔、隋并州净明寺塔、隋并州榆社县塔、隋魏州临黄县塔。其中的“隋并州榆社县塔”即指今榆社县大同寺舍利塔。
　　中国21座阿育王塔的出现，反映了印度大乘佛教北传东渐跨国发展的历史。印度大乘佛教兴起于阿育王时期，它主张度一切有情众生，并崇拜偶像，视佛祖舍利为灵物。公元一世纪，佛教大乘、小乘及舍利传布点通过西域开始东渐中原，并以变化了的印度方式，即汉式塔来瘗埋佛舍利，出现了这21座最早的佛舍利塔。尽管现在各地还有众多的舍利塔，但都是隋以后仿建，已不是文化意义上的阿育王塔，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史是不可与这21塔同日而语。
　　二、榆社县建立佛舍利塔的人文背景
　　榆社县大同寺的创建年代及舍利塔的创建年代是我们研究的首要问题。据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记载：“大同寺，在榆社县东南，永平十年建。”如果这一记载属实，那么，大同寺的创建历史将居全国第一，也就是说，它比创建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8年)的所谓“释教之源”洛阳白马寺还要早一年。然而，这个结论尚需要有更早的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来印证。
　　又据唐代佛教文献《法苑珠琳》记载：“隋并州榆社县塔”，认为大同寺舍利塔创建于隋代，这个结论又明显偏晚。从近年来大同寺出土的一批佛造像的题记来看，其中最早的有“大齐天保十年”，或许还有更早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也未可知。作为文物科研工作者应该对其创建年代作出理性分析。首先，这2l座舍利塔历史最早的不早于西晋，而且这21塔大都是“因塔建寺”，因此我认为，大同寺和舍利塔的创建应该和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及各割据政权为了实现民族亲和，积极倡导各民族的共同精神信仰佛教的大背景有关。具体地说，榆社县是十六国时期后赵皇帝石勒的故乡，石勒又是一个以推行佛教维系胡汉民族团结的杰出帝王，因此，在榆社县创建大同寺舍利塔自然更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文背景。

　今榆社县境在秦汉时期为涅县的一部分，西晋初，始划出涅县东北境置武乡县，其县境包括今榆社县和武乡县大部，县治即在今榆社县社城镇。西晋咸宁五年(274年)，中国历史上的后赵皇帝石勒便出生在这里。石勒一生崇拜汉高祖刘邦的雄才大略，他曾说：“联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他称帝后回到家乡，又以高祖自比，对乡民们说：“武乡吾之丰沛!”．他把故乡武乡县比作刘邦的故乡沛县丰邑，认为武乡县当和沛县相比。后人因以刘邦起事于丰邑 榆社的典故，称武乡故城为“榆社城”。隋开十六年(596年)，遂划出武乡县北部区域设置榆社县，即今榆社县境。
当时，石勒出于缓和民族矛盾，加强民族共同精神心理的目的，采纳天竺高僧佛图澄的建议，在境内大兴佛教，以崇尚佛教的治国方略实现民族亲和，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佛图澄也在石勒、石虎的支持下，在今山西、河北一带推行佛法，并创建佛寺多达893所。榆社县境内作为皇帝的故乡，自然更是宏法重地。至今榆社县和武乡县—带仍留下了众多有关石勒和佛图澄的古迹、故事，且榆社县佛寺分布之广、数量之多大大超过山西省内各县市。可以说，五胡十六国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及石勒从这里诞生的机遇，使榆社县成为名重一时的佛教文化巨镇，大同寺佛舍利塔也由此应运而生。
　　三、大同寺佛舍利今何在
　　大同寺佛舍利塔遗址位于今榆社县城东关一个叫“大寺圪塔”的高崖上。高崖平地算起，南临平野，西倚冲沟，东俯绝壁，北与后山相连，寺址就坐落在崖顶的平地间。寺塔历尽千年风雨劫火，几多重修，几多倾圯。据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载：“大同寺，在榆社县东南，永平十年建。内有阿育王所造舍利塔。宋治平四年重修。元至元间改建中殿，大德间改为毗卢殿。明洪武二十四年修，置僧会司。”光绪七年《榆社县志》的有关记载又可作为补充：“大同寺，在城外东南。元时改建。后寺全毁，仅存石佛像。道光八年，邑令陈维屏督同绅董王席宾、李天乙等重建。中殿即舍利塔，前供设文昌神像，自此以后文武乡榜获售者不绝。又增修乐楼、禅房，规模较前尤宏壮。贡生石云山、王席宾均各输地亩为庙中香火费。”同时《榆社县志》在《古迹卷》中还补记道：“舍利塔，在县东南大同寺。天下十八塔，藏经所云：‘辽州榆社’是也。不知建于何代，宋治平四年重修。元至德(应为“大德”)年间，改建为毗卢殿。”
　　2002年，榆社县文物工作者在大同寺旧址上发掘出140多尊石佛造像。从佛像题记上看，雕造年代跨越了北齐、北周、隋、唐等4个朝代。另外还有残碑一块，上仅存“大宋辽州榆社县重修释迦舍利塔并序稽夫大雄氏之垂教”25字，这大概就是方志所载“宋治平四年重修”的碑记，可惜残缺，令人遗憾。
　　寺塔最后一次重修应该是清道光八年，邑令陈维屏督工的重修工程。据当地村民听老人传说，至清末时，寺院仅存山门和大殿，殿后已是一片菜地，舍利塔已经不存。抗日战争时期，日寇飞机轰炸榆社县城，将寺宇全部炸毁。“文革”时期，寺址上残存的文物再次遭到彻底破坏。不久，这里改建为县公安局宿舍区，大同寺舍利塔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而今，国运昌隆，文化复兴，榆社舍利塔和佛舍利的故事又引起世人的瞩目，“佛舍利今何在”的话题再为大家所重提。据榆社县当地村民盛传，佛舍利已被从塔顶上盗走云云。但我们从文物常识上分析，这只能是一种传说。因为，根据历史上舍利瘗埋的定制，在隋以前，大都是将舍利放入石函，直接埋入塔基下的夯土之中，而不可能置于塔顶。隋以后，塔基下开始形成石室、地宫，安奉舍利的石函也更加精致，且有多重的函，函周围砌护石墙或砖墙。这种舍利瘗埋制度已在法门寺等舍利塔的发掘中得到证实。
　　就榆社舍利塔而言，它最早有记载的重修是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元大德年间，将塔改为毗卢殿，即将塔置于殿中。清道光八年重修后，仍记载“中殿即舍利塔”，可见舍利塔仍在殿内。这和当地百姓口口相传的“舍利塔并不太高”的说法相一致。清康熙年间任榆社县典史的徐名立在游大同寺后，赋《塔寺晓钟诗》一首，前两句是：“箕城雁塔叠千重，香积冷冷度晓钟”。原来，大同寺中有奇钟一口，每天将黎明时大钟便会不扣自鸣，寺僧以此为早课诵读之候。明代把“塔寺晓钟”列为榆社八崇之一。诗中的“箕城雁塔”无疑便是指舍利塔，可能当时已在塔前供设文昌神像，以供文武乡榜士子祀奉，故舍利塔便成为金榜题名的象征“雁塔”了。诗中的“叠千重”，应该是指佛塔中密檐式的造型。即塔身每层之间距离极短，层层塔檐紧密相叠。它使我们联想到当年舍利塔的形象和风采。
　　总而言之，我认为，在历史上大同寺的地下遗存并未遭受大的破坏，佛舍利还应该深藏在塔下的地宫中，同它瘗埋在一起的还应该有更丰富多彩的佛教文物。倘若有一天，榆社塔的地宫重见天日，那么，其中安奉的文物及其体现的历史文化价值当不亚于陕西扶风县的法门寺。